当痛苦来临时，夸大它也许是最好的逃避（卡伦·霍妮）

有些痛苦是策略需要

    受苦具有一种直接的防御价值，而且事实上往往可以成为他保护自己以避免迫在眼前的危险的唯一方式。通过自我谴责，他避免了遭人谴责和谴责他人；通过表现为生病或表现为无知，他求得了别人的原谅；通过自我贬低，他避免了竞争的危险。不仅如此，他因此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也同样是一种防御手段。

    受苦同样也是他获得他希望获得的东西的一种手段，是他有效地实现他的要求，和使这些要求建立在正当理由上的一种手段。考虑到自己对于人生的种种愿望，他实际上处在一种两难之境中。他的这些愿望都是（或者已变成）强迫性的愿望和无条件的愿望。这部分是由于它们受到焦虑的不断催促和推动，部分是由于它们不受任何对他人的现实考虑和体谅的限制。然而另一方面，他肯定和实现自己这些要求的能力却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因为他缺乏自发的自我肯定，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说，因为他有一种软弱无能的基本感觉。

    这种两难之境所产生的结果，是他期待他人来照顾他的愿望。他给人的印象是：仿佛在他的所作所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人应该对他的生活负责；如果事情出了差错，那就应该谴责他人。这种信念与他深信没有任何人能给他以任何帮助的信念相抵触，其结果是他感到自己必须强迫他人以满足自己的愿望。正是在这里，受苦出来成为他的助手。

    痛苦和软弱无能成了他获得爱、获得帮助、获得对他人的控制的最突出的手段，而且与此同时避免了他人可能对他提出的一切要求。最后，受苦还有一种作用，这就是以一种经过伪装的，然而却更加有效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谴责。

    我们把自己降到零，以此麻痹痛苦

    尽管我们认为受苦具有一种策略上的价值，但有时，我们所受的痛苦往往超过出于其策略目的所应受的痛苦，我们往往夸张自己的痛苦，沉浸在无能、不幸和无价值的感觉中，甚至即使我们知道这种种情绪很可能是夸张了的，我们不能相信这些情绪的表面价值，我们也仍然为一个事实感到吃惊，这就是：由内心的冲突倾向所产生的失望，是这样把我们抛入不幸的深渊。我们常常戏剧性地把失败夸张成一种无可挽回的耻辱。当不能获得自我肯定时，我们却使自己的自尊心一落千丈，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

    在这种痛苦中，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利益可以获得，并没有任何观众可以被打动，并没有任何同情可以被赢得，也不可能通过在他人身上实现自己的意愿而获得一个隐秘的精神胜利。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得到一种收获，尽管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收获。

    在恋爱中招致失败，在竞争中受到挫折，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某些弱点或缺陷，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人来说，乃是不可忍受的。因此一旦在自己心目中把自己降低到等于零的地步，成功与失败、优越与低劣的区别也不就不再存在，通过夸张自己的痛苦，通过使自己沉浸在不幸或一钱不值的基本感觉中，这种令人恼怒的体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性。这种特殊的痛苦所带来的刺激也就被催眠，被麻醉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一种辩证的原理，它包含着在某一关节点上，量可以转化为质的哲学真理。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尽管受苦是痛苦的，然而使自己沉浸在极大的痛苦中，却可以起到用鸦片来避免痛苦的作用。

一个故事

    一本丹麦小说对这一过程作为精彩的描述。这故事讲的是一位作家的爱妻两年前被人强奸后杀害了，这位作家一直企图排除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而仅仅模模糊糊地体验到实际发生的事情。为了逃避正视自己的悲痛，他一直埋头于工作之中，昼夜不停地辛劳，并已写完了一本书。

    故事开始于这本书完成的那一天，也就是说，开始于他将不得不正视自己痛苦的那一心理瞬间。我们最先看见他是在墓地，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把他引向那里。我们看见他沉浸在最可怕的幻觉和冥想中，想象着蛆虫正在啮咬着死者的尸体，人被活活地埋葬在地下。他心力交瘁，回到家中，然而痛苦却继续折磨着他。他被迫详细地回忆实际发生的一切。如果那天晚上他妻子去访问朋友时他也陪着她一道去，如果她打了电话让他去接她，如果她留在朋友家中，如果他出去散步，碰巧在车站看见她，谋杀案或许就不致发生。由于不得不细致地想象谋杀是怎样发生的，他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中，直到最后完全失去了知觉。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是他从拼命折磨自己中恢复过来后，仍不得不解决复仇的问题，以及最后他终于能够现实地正视自己的痛苦。故事中出现的这一过程，同样也见之于某些悲悼和丧葬的风俗，这些风俗通过尖锐地强化痛苦并使人完全沉溺于痛苦之中，最终所起的作用却是缓和减轻了失去亲人的痛苦。